缸里堆满了烟蒂，有一个还在冒烟。

再后来，她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。

等爸爸再回来的时候，一切都变了。他瘦了很多，鬓角白了一半，看人的眼神变了——从前那双眼睛是温和的、带着笑意的，后来那双眼睛变得很沉，像一口枯井，看不见底。他在家待了不到两个月。那两个月里，妈妈每天做饭端到他面前，他吃得很少。有时候苏青禾半夜起来上厕所，经过主卧门口，能听见里面低低的说话声。她听不清内容，只知道妈妈的语调是温和的，爸爸的是沉默的。

之后妈妈带着她搬了家，从西城搬到丰台，从三居室搬到一居室。搬家那天，一辆三轮车拉着两个编织袋和一台旧电视。胡同口的老槐树落了一地叶子，被风卷起来，打了几个旋。苏青禾抱着自己的书包坐在车斗里，回头看了一眼那扇关上的门。她不知道那扇门关上之后，她的人生就裂成了两半——前半段是完整而安稳的，后半段是破碎而拼了命往上爬的。

她爸走的那天，她不知道。妈妈没有告诉她，大概是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她放学回家，发现鞋柜旁边那双旧皮鞋不见了，茶几上放着一封信。信是写给妈妈的，她没看。她只看了一眼信封上的字迹，就什么都明白了。

从那以后，她爸的名字在她们家成了一个不能被提起的词。

妈妈那几年老得特别快。从中学教师到超市收银员，早上七点出门晚上九点回家，站一天腿肿得脱不下鞋。周末还去给人做家教，一个小时二十块，骑着自行车在丰台的街巷里穿行。但她从来没在苏青禾面前抱怨过一句。

唯一一次，是苏青禾高二那年。妈妈发了高烧，躺在床上起不来，额头烫得吓人，手边连退烧药都没有。苏青禾放学回来发现了，跑到楼下药店，掏空了口袋里所有的零钱买了一盒布洛芬。回到家，她把药和水端到床前。她妈接过去，喝了一口，忽然抬起头看着她，眼睛红红的，说：“清和，妈妈对不起你。”

那是苏青禾这辈子唯一一次看见妈妈哭。

她没有哭。她坐在床边，握着妈妈的手，说：“等我考上大学，一切都会好的。”

但那句话她自己也不太信。上大学要钱，她们家没有。转学之后的新学校，教学质量比北师大附中差了一大截。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——把所有的精力放进课本里，不交朋友，不参加课外活动，不谈恋爱。同班的女生在讨论哪个明星好看的时候，她在算数学题。班主任有一次把她叫到办公室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苏青禾，你家里是不是有什么困难？”她说没有，鞠了一躬，转身出去。

她不需要同情。同情改变不了任何事。